雾霾对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科学名词时，北京天桥剧院上演了舞剧《霾》。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，也看不懂舞在跳什么。这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第三部舞剧，王媛媛2009年创作。

    2008年，王媛媛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名舞蹈编导。开幕式前一个月，她离开去创建了自己的舞团。

    《霾》至今在二十多个国家演出了35场。但在国内，它不那么吃香，迄今只上演了3场。国内观众更感兴趣的，是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这是2001年王媛媛参与编舞、张艺谋导演的舞剧。有电影和导演的响亮名字在，观众买起票来也格外有底气。

    王媛媛在国内推销舞团作品，通常会准备四部：《霾》、从鲁迅作品获得灵感的《野草》、脱胎于冯小刚电影的《夜宴》，以及《金瓶梅》。最后被选中的往往是《金瓶梅》和《夜宴》。

    改名为《莲》的舞剧《金瓶梅》将于2015年5月在广州大剧院演出。3月9日，王媛媛带着舞蹈视频，在广州289艺术园区演讲。她感谢来听演讲的上百名观众，尤其在这阴沉的、大概是广州2015年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。

    那个保守，全是假象

    演讲现场放了《莲》的片段。男女舞者的躯体在紧身舞衣下曲线毕露，相互纠缠。一位外国观众用英语接连丢出几个问题：“在中国，性是个敏感话题，用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合不合适？有没有可能观众只停留在舞蹈的外形，没有注重内在？”

    王媛媛的回答看似不太直接：“西方人看，重点不在这样的（性感）形式上。而在我们国家，那个保守，全是假象。底下做什么，大家都知道。中国人真正的开放，根本不是外国人能接受的，是表里不一的，没有底线的。”

    王媛媛原本设想，《莲》的中国元素在西方肯定受欢迎，结果想错了：《莲》在东南亚的演出场次多过欧洲，欧洲观众的接受程度也并不高。她后来想通了：“西方观众无法区别人物、故事，也不能理解你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，怎么可能一个人有三个老婆？”

    王媛媛一直想改编鲁迅的《彷徨》，但没想好怎么做。渐渐她的鼻炎越来越严重，想法也越来越清晰：“霾正好能反映社会和我们内心的彷徨。霾不是平白无故地来了，是人太坏了，内心的霾太多，欲望太多，又造成了环境的霾。”

    《霾》的布景极简，“蹊跷”全在地板上。厚海绵垫铺满排练厅，演员都傻了眼：站稳都困难，更不用说在上面跳跃、翻滚。不断有舞者摔倒、受伤。王媛媛告诉舞者：“最重要是先站稳，然后寻找身体的平衡，肢体感受和心理感受变得完全一致。”

    舞剧分三个乐章，舞者在晦暗中挣扎、跌倒，逐渐习惯，试探着从舞台边缘向舞台中心前行。结尾，所有舞者静立，舞台上飘起灰尘，持续五分钟。

    《霾》在纽约演出，美国观众问：你跳这个，你们政府会管你吗？你有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？王媛媛有点错愕：政府并没有关闭这个话题，这是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。

    北京一次演后谈，有观众建议：结尾是不是可以在雾霾中打出一束光，表明未来还是有希望的？另一些观众则坚决反对。

    也总有观众会问：你们在跳什么，我看不懂。《野草》第一章《死火》，背景只有若隐若现的远山轮廓。没等结束就有观众离场，愤愤地在门口留言簿上写：你们的布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很失望！

    “大多数现代舞是抽象作品。但我们的观众会觉得无法理解。他要提前知道故事，才知道在看什么。”王媛媛说。

    需要一个漂亮女孩坐在那儿

    王媛媛常会想，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能活下来，“像个奇迹”。

   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以非营利机构的身份注册在案，“既不能像中芭、上芭等官方院团，享受国家财政拨款，一开始，也没有任何商业赞助。”王媛媛说。

    舞团建立最早是北京文化局的提议。2008年，“北京政府希望组建一批民间文艺组织，满足北京文化市场需求，也为文化体制改革起推动示范作用”，舞团的启动资金来自民生银行的赞助，也是北京文化局时任局长牵线搭桥。这笔钱，一两场演出就花完了。

    正一筹莫展，飞来一个项目：香港艺术节出资，委托王媛媛做一出舞剧《金瓶梅》，澳门的莲花卫视也有兴趣，再出一部分资金。这笔“意外之财”让舞团有了一两年的喘息时间。

    美国舞团有一个健康生存的公式：票房、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款，各占收入1/3。而在中国，“票房占大头，小部分靠政府补贴——你不知道会不会批给你，而资金量每年都会浮动。至于民间资金，舞团的回报方式有限，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合作方。”

    1990年王媛媛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毕业，分配到铁路文工团。那时内地的娱乐生活刚开始轰轰烈烈上演，港星纷纷来开演唱会，晚会火热，歌厅也正风行，铁路文工团成了“超级铁伴舞”。去歌厅伴舞，王媛媛和歌手聊天：你唱多久了？三个月。那时十七岁、在舞蹈学院学了六年舞的王媛媛，遭了一记猛拳。跳了三天，她走了。

    1993年，王媛媛考进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届现代舞班，惊呆了：“每个人都在追求新思想，不像现在反而更多考虑：通不通得过、能不能上演。那时我们脱了鞋就上排练厅，就可以胡思乱想，非常自由。”学校一次演出，一个舞团干脆把炉子搬上舞台，煮起了鸡蛋。

    2000年，王媛媛去纽约市芭蕾舞团担任客席编导。几年后她回国，发现同学多已渐渐离开现代舞，去给影视剧编舞，或者去做时尚秀。

    王媛媛觉得可惜：“舞者最好的年纪是30-35岁，这时候能把人生经历、感受，都化到内心，肢体也非常强壮。”

    舞者不安全感很深：跳不了舞了，以后去做什么？不如趁早找个稳定工作。很多舞者很早就转去小学教舞蹈，或者去银行工作，“可能人家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女孩子坐在那儿而已”。

    在美国，舞者的保障机制要健全得多。“舞者可以买保险，等职业生涯结束，拿一笔不小的钱回来，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。”这使国外许多知名舞团的主力舞者，可以跳到四五十岁以后，而在国内，“好像也就在中央芭蕾舞团有这么老的演员”，王媛媛说。

    到今天，大部分观众知道的芭蕾舞，还是《天鹅湖》《胡桃夹子》或者《红色娘子军》。王媛媛1990年代就有焦虑，“中国的舞蹈教育基础和训练方式，不缺很好的舞者，缺的是好作品、好编导和好市场。”

    至于当代芭蕾，很多人更陌生，看上去它就像是艺术家们的自娱自乐。“我们并不是享受自己的身体，舞蹈也不是一个娱乐项目，不是天天只看一个什么好舞蹈。我们用身体是要传递思想，传递态度。”王媛媛说。

来源：南方报业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