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华筠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，中国舞蹈界名副其实的权威，年轻时，她是中央歌舞团的名演员，有《飞天》、《金梭和银梭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，转作科研后，她有《舞蹈生态学》等理论著述，是冯双白、明文军、许锐等舞蹈界名家的博士生导师。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一共有七位（另外六位是郭汉城、周汝昌、冯其庸、李希凡、范曾和刘梦溪），资华筠是中国舞蹈界惟一一位，她还是获得国家一级演员和研究员双料正高职称的专家。

  
他是布衣银行家

    资华筠生于1936年，她的父亲是知名银行家资耀华，他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，后来曾求学于哈佛和普林斯顿，在旧中国就已名满金融界。

    “父亲是布衣银行家，又是一个学科研究者。”资华筠说，父亲对自己对家人的要求都很严格，“最后写自传都是自己掏钱买信纸，他解放前就有专车，但我们从来没坐过他的车。朋友都喜欢他，他却不深交，尤其没有生意上的交往。”

    资华筠说，父亲与荣毅仁先生交往很多，她印象里荣先生经常给他们家送花，有一次，资华筠跑到荣毅仁办公室为中央歌舞团拉赞助：“我说荣伯伯我们演出需要点赞助，然后两个手指头捏着（两万元）支票就回团里了。”此事被父亲知道后，她被大骂一顿，“父亲说，你怎么能去麻烦人家呢？那时候我在中央歌舞团做演出队队长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但他还是毫不留情面地把我骂了一顿。”

    “父亲与田汉有生死之交，但我一直到1983年才知道。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得了亚洲流感差点就死了，田汉把他背到医院，算是救过他一命，两人关系特别铁，但因为解放后我搞了文艺，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与田汉先生的关系。他反对这些拉拉扯扯的事，绝对不拉关系。1983年父亲得了癌症开刀，临手术前告诉我，田汉对他有恩，如果他醒不过来了，要我要替他写一篇文章，感谢田汉。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搞文艺，田汉与我是过命的交情，肯定会来往很多。”

    凡事要靠真本事，不拉关系，走旁门左道，这是父亲对资华筠最大的影响，“一直到后来，我在文化部的许多活动中当评委，我都不懂什么叫拜托，只要我提意见，都是真心所想，都是脱口而出，唉，也怪了，越这样，大家越信服。”

谈母亲
她把我们当成寄宿生

    资家有三个女儿，资华筠的姐姐资中筠清华西语系毕业，曾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，是知名的美国文化专家。妹妹资民筠北大物理系毕业，是空间物理学科的学者。资家实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：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学有所长，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。而在资华筠看来，这既得益于父亲的“身教”，又得益于母亲的“言传”。

    资华筠：“我的母亲当过教师，所以她都把我们当成寄宿生来教育，她有教育人的瘾。”

    资华筠说，他们家有三个佣人，本来都是文盲，被母亲一起扫了盲，“一直扫到能读《人民日报》。”而在女儿们的教育问题上，长女资中筠算是最典型的表现。“《四书》《五经》诗词歌赋小学之前就解决了，家里有英文教师，有法文老师，有高等数学老师，钢琴弹了七年，你想想她的童年怎么过的？”“我姐姐在学问方面真是没的说，她《资治通鉴》能背下来，而且是自然而然地，所以她后来给毛泽东当翻译一点不紧张，她说，我不是英文比人家好，是中文比人家好。”

    资华筠说因为自己小时候得过脑膜炎，所以家里放松了对她的学前教育，“让我逃过一劫”。但一上学就“上了套”，只要考试不得前三名，就会挨打。

    资华筠说，在读书方面，她得益于母亲提倡的“全脑记忆”，所谓“全脑记忆”就是要求全神惯注地做一件事，“就算我听一个特别没劲的演讲，只要我在听，也会全记住。”此外，母亲要求她“闻短则喜”，比子路说的闻过则喜更进一步，因为母亲说：“等到有过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”
    “虽然我在家只有十四年，但是家庭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。”资华筠说。

学舞蹈
钢琴老师推荐我

    资华筠的姐姐读清华，妹妹上北大，她却在14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舞蹈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。她说，走上舞蹈道路，开始时是钢琴老师帮她选择的。

    资华筠说的钢琴老师是解放前天津的知名钢琴家刘金定，她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，是钢琴家刘诗昆的启蒙教师。刘金定发现资华筠的节奏感特别好，身材又比较适合跳舞，就偷偷地把她送到当时俄罗斯人在租界里开的舞蹈学校。“那位老师是白俄舞蹈家，与乌兰诺娃同时期的，芭蕾舞的修养非常好。那时候多是富家子弟在学，多半并不适合跳舞，没有像我这样身体条件的，我当时才9岁。她很高兴，很早就送我足尖鞋，也不收学费，学了两个月，把我妈妈叫去，老师对我妈妈说，你这孩子有天才，你要把她带回家我会哭的。后来我妈妈想了想，就给我讲条件，如果你考一次第三名以下，就停止学舞蹈。有这个约束，我学习特别好，几乎都考第一。”

    资华筠说，那个舞蹈学校的学费极高，后来都要交美金了，但她还是坚持学了两年。两年学完汇报演出时我跳了《天鹅之死》，是那个舞蹈学校的主角，当时天津犹太俱乐部的《俄侨报》刊登了，说她是未来的芭蕾明星。

    “到了中学妈妈也不许我学了。说我继续学下去会轻浮。因为那里面确实都是富家子弟，连曹汝霖的孙女也在里面，当时可口可乐非常贵，我们一休息时，小伙伴们就啪啪地打开可乐喝。吃紫雪糕。我手里从来没有钱，我妈妈说小孩子手里不能有钱。我在同学里是很寒酸的，但是大家都不会看不起我，因为我业务好，妈妈说，你知道了吧，人靠什么有尊严，是靠本事，不是靠钱。这些教育对我都是根深蒂固的。”

说老伴
他抑制了我的虚荣心

    资华筠14岁时进入了中国戏剧学院舞蹈少年班，后加入中国青年文工团，1952年中央歌舞团成立，资华筠成为建团演员，此后一直在这个国家歌舞团工作到五十岁。离开舞台，资华筠依靠超强的毅力和学习能力自学，并于1987年成为艺术研究院舞蹈所所长。

    资华筠的老伴王寿印是中央歌舞团同事，专业是打击乐。资华筠说：“我们俩明确恋爱关系前，我不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，我觉得无所谓，我妈妈也这样认为，她说，第一好说你们要自力更生，有一技之长，第二你们要真正相爱，有幸福感。家境不论，所以我三个姐夫妹夫家里都比我们穷，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。”
    虽然资华筠在舞台上下都风风火火，但资华筠“很在乎他欣赏不欣赏我，有时候我一觉得他不高兴，马上就收敛，他是一生抑制我虚荣心的人。我生病之后他是无微不至，他是我终生的饲养员，现在我眼睛不好，他是我的拐杖。他也没有那么多肉麻的话，现在老了有时还挎着胳膊，年轻时从来不。”

    资华筠是政协里的明星委员，中国政协报曾以“大侠资华筠”为题刊发过一篇文章，“像反对大晚会，我十年前就提过了，见义勇为法，也是我的提案。”晚年的资华筠仍然不辞劳苦地为文化事业和民生实事奔波。“我现在的身体没什么异常，就是血象不好，也怕感冒，怕血液侵染到脏器。”资华筠与记者说起自己身患的疾病时，条分缕析，就像是在讲课：“当初得病时大夫安慰我，说没事，怎么也能活五年，你看，现在已经九年了。”